货币历史的演变（二）：宗教革命下的信用债务与金融创新｜ 观点

本文是货币历史演变的第二篇，文章将聚焦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思考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君王下的货币竞争、宗教战争以及一系列的金融概念创新。

随着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势力在旧帝国的土壤中日益蔓延，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教堂、修道院等其他宗教机构手里，而这些大量聚集的贵金属则不断地增强着宗教的权威，逐渐形成一种僵化的等级体系，即封建主义。在此之前，罗马帝国遗留下的奴隶制，虽然在帝国后期被消灭，但绝大多数的奴隶都沦为了下等阶层，为土地所有者所终身劳作。

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有着两种最重要的资源，即土地与权力。这两种要素均来源于王权，因为国王是上帝旨意的代表人。各个国王会将土地分给各个家境显赫的贵族，而贵族再将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而诸侯则为贵族效忠，为其提供军事服务和经济回报，在贵族的领地上工作，并把土地上的一部分农作物上交给贵族。因此，大面积的土地作为集体管理的公地而保留着，则权力最大的地主便是持有这些土地的教会，主导了大部分有关货币和经济学的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货币体系

罗马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将货币完全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主体。罗马利用其铸币权，通过货币贬值（Currency Debasement）的手段增加主权铸币税（Legal value — Intrinsic value = Seigniorage，货币面值减去内在金属价值等同于铸币税），在将既定面值视为恒定的情况下，将罗马货币内在的金属价值剥削殆尽，便自然增加了主权铸币税。而关于罗马货币最终的悲惨结局，在历史上时刻警惕着人们对于主权信用的成本：当主权部门具备绝对权力去进行货币贬值时，货币必然没法维持其稳定的价值。

中世纪后，贵金属的熔化与囤积成为了各王国的宗教标志，王权的屹立象征着宗教力量对于主权滥用铸币权的一种权力限制。早期中世纪在市场上流动的货币少之又少，进入了货币匮乏的时期（Monetary Prostration），一部分区域回归到自给自足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仅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仍然维持着相对高流动性的金属货币交易，比如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自从罗马货币体系崩塌后到八世纪之前，欧洲地区都不均匀地流转着一些零碎的货币，此时并未能形成一套货币体系。然而，在区域外的跨洲长途贸易中，人们仍然使用更具备价值的拜占庭帝国或者阿拉伯帝国所发行的黄金货币。

罗马帝国的铸币含银量：随着铸币在3世纪里快速贬值，经济衰退诱发了威胁政权稳定的一系列政治危机。

查理曼大帝期间使用的货币体系，其计量规则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在8世纪期间，被罗马教皇加冕于西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了一套统一完整的货币体系（称为”Denarius” or “Denier”），变成从9世纪至13世纪的欧洲主要货币。其计量的规则继续被沿用至1972年，成为后续近代英国货币的计量规则。该体系划定了标准1磅的价值等同于20个先令（Sliver Shilling），而每个先令的价值等同于12个便士（Sliver Penny）（即1磅可兑换240个便士）。同时，基于黄金的市场价格白银的12倍，12个便士可兑换1个苏勒德斯（Solidus，一种古罗马黄金货币）。基于此，该货币体系（被后人称为卡洛林货币体系，Carolingian Monetary System）在整个欧洲流动了数百年，经历了来自不同君王的不同程度的金属成分稀释。

一旦有部分发行者出于选择牟利或者战争融资的原因，私下攫取更多的铸币税；在这固定兑换率的情况下，基于交易者对于硬币价值的信息不对称，新增劣币所带来的通胀能够跨越区域边界散播，逐渐破坏将整个货币体系的公平信用，达到以邻为壑的效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即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同样能在历史更近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里也能看到：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导致许多诸侯国损失惨重，当权者们使用同样的伎俩掩盖损失的财政收入，这一自私的行为使得整个货币体系的信用备受打击。

格雷欣法则：“红色”即为贵金属，“蓝色” 即为杂金属。1）当市场上流动货币的金属成分整体性高于杂金属成分时（80>10），人们倾向于流动货币，而非积蓄贵金属成分高的货币。2）当财政部悄悄地向市场上注入大量杂金属货币时（410），其整体性货币成分则反之，于是人们倾向于保留具有金属价值的货币，来规避掉由杂金属货币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恶币驱良币”的现象。

宗教视角下的商业贷款

关于有息贷款的起源，尽管我们无法通过历史来追溯到最早的发明者。根据大卫·格雷伯早期文明的文献，苏美尔人早已熟悉有息贷款以及复利贷款。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尽管土地富饶，但却极度缺乏其他的基础资源，如石头，木头以及金属。而这一个问题诱使不少寺庙僧人外出贷款做商人，将稀缺商品从外地进口至本地商人来赚取收益，而对于负责债务管理的官僚寺庙来说，利息便是商人收益中的分成。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商人前来寺庙请求商业贷款。于是，商业贷款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流传起来。

在商业贷款广泛运用的同时，高利贷也随之兴起，这成为了官僚与富商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农民的一种迫害。倘若这些农民违约无法还款，官僚与富商便能合法地把农民的财产据为己有，通常从谷物、牲畜、家具、再到土地以及房子，逐步升级。有些高负债者甚至需要将子女和妻子当作奴隶出售来偿还债务。可对于他们来说，债户被剥夺的财产越多，他们就越难具备能力来偿还债务，最终导致家庭破碎，社会民不聊生。因此，在苏美尔时期里，有息贷款本身所带来恶劣的社会现象被后来的中世纪教主们所一同抵制，《圣经》文本对此的态度也直接明了：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出埃及记》

甚至圣经中的其他章节明确指出：高利贷者的下场就是死亡和地狱火焰。而这一情况与圣经的早期写作背景有关，因为这些写作正好诞生于在罗马帝国深陷债务危机的衰亡后期。在那时，许多自由农民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而他们将生活希望寄托于基督教的慈善精神，因为基督教明确指出负债者的困境和道德训诫背后高利贷的群体。但是，《旧约》文本并没有完全禁止有息贷款，相反允许和支持对于外邦人进行征收利息，这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味深长。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申命记》

然而，对于这一层虚伪的仁慈，格雷伯指出道：慈善只不过是一种维持而非摧毁等级制度的方式，鼓励着农民们用对于穷人一小笔怜悯来换取一大笔来自上帝的回赠，或者说抵消对于上帝的更大债务，赋予了新的一层的等级债务体系（尽管讽刺的是，对于主的债务是产生于一种基督精神中的自愿、契约的关系，而非轴心时代中的单方面暴力统治）。因此，相比于以暴力侵略与奴隶为统治手段的轴心时代，步入中世纪后的欧洲，其等级制度却并没有因基督教盛行所带来改变，以至于在后来的欧洲宗教改革中的，反对高利贷的集体呼声成为重要的群众力量。

意大利普拉托圣弗朗切斯科教堂Niccolo’ di Pietro Gerini画的“圣马修生活场景”：1390年至1399年，圣马修是银行家的守护神。

十字军东征下的“集体所有制”团体

自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以后，西罗马帝国的版图持续不断受到北部日耳曼民族的入侵，最终以灭亡为标志开启了中世纪时代的大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依然屹立不倒，变成日后的拜占庭帝国，成为了唯一遗留下来的正统罗马教宗国。另一边，占据原本帝国领土的日耳曼民族，延续了罗马法且进行基督化，也建立起以天主教为主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在中欧地区中流砥柱般的法兰克王国。为了巩固其天主教统治的正当性，法兰克皇帝查理曼在800年被罗马教宗良三世加冕为教皇，名义上成为了“罗马人的教皇”，象征着罗马文化的复兴。

十字军东征，即发生在南部的拜占庭帝国受到以伊斯兰教为主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威胁下，其基督圣地“耶路撒冷”这些“异教徒”所占领。欧洲以天主教所建立的诸侯国们决定组成联合军队南下，旨在以上帝的名义重新夺回此圣地，将异教徒驱赶出家园。

拜占庭帝国（紫色）与穆斯林帝国（绿色）从7世纪到11世纪之间所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战役：直到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终重新夺回了圣地耶路撒冷。

在这场持续将近200年的宗教战争中，近十次的军事东征，都是由不同的诸侯国的贵族所领导和募资。在教皇的支持下，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堡中通过抵押资产来向圣殿骑士团申请一个有息或者无息贷款，来取得一张“汇票”（Bill of exchange），而该汇票即是一种个人信用，能帮助十字军战士支付沿途中的开销，最后达到耶路撒冷得以最终清算。其次，赎罪卷的发行进一步激励了信徒参与到这次十字军，由第一次东征的发起者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规定：凡保卫耶路撒冷教会的原故（不为求取自身的光荣）参与十字军者，可以抵销所有的罪罚（暂罚）。以及，诸侯国的贵族们，也能以出租土地使用权，抵押封地，再或者以封邑的季度分成来向教皇获得一笔军事贷款。在公元1188年，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Philippe Auguste）颁布了一份法令，来宣布十字军的私人贷款具有皇家权威，即受皇家信用担保；在后来的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不仅仅授权十字军们具有延后偿付期限的权力，还免除掉贷款延期的那部分复利。基于宗教的使命感，家庭与朋友都有义务去赞助十字军东征的费用。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与三世（Henry III）均曾出手大方地赞助了十字军，包括珍贵的珠宝，装备精良的骑士。

所以，尽管每个十字军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待偿还的贷款数目以及期限，但是他们行动起来却像极了一个集合体，被封建地主、公职人员以及教会团体所一同带领着。当缴获到价值不菲的金属后，他们会选择集中融化且一同分赃，互帮互持，被认为是历史上较早“集体所有制“的团体。有意思的是，有限合伙制的发明发生在同时期的威尼斯，但得益于长途贸易的兴起。

古斯塔夫·多雷于1877年画的“哈丁战役”：第三次东征的十字军被萨拉丁军队所包围。

格雷伯曾经指出，在最早货币诞生的时候，其中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礼物/收藏品（作为礼物在人群中流动；不是作为商品来出售），而这样族群中礼尚往来的社会性行为，象征着群体中流动的符号性荣誉与尊严，或者说债务。这样看似为利他主义的行为，却是一种过度荣誉的个人尊严，是一种在群体中建立公共声誉的利己行为。因此，正如《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所道：“货币是一种延后的互惠利他的正式象征”，其用意在于“今日待你佳，明日待你还”。所以，基于这样货币的视角，切入到中世纪上的十字军东征，一切便容易理解起来。

出于公共名誉的考虑和教皇的召唤下，圣殿骑士团不得不做着难以盈利的贷款，也常常因为贷出去的款无从回收而导致国王欠下一屁股债，或者大量的土地被扣押。因此，圣殿骑士团仅仅从1118年延续1307年，最终落入了与许多中世纪贸易小团体相同的命运。其中，陷入财政危机的国王菲利普四世（King Philip IV）欠下骑士团不少款项，而无法偿还债务的国王选择了对骑士团下手，逮捕与杀害其领袖与团伙，并且没收他们的财富。圣殿骑士团的问题主要源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机构，国王可以选择违约并且利用权利处死债权人，而这就是来自王权的审判。

格雷伯指出，意大利的银行，例如巴尔迪（Bardi）、佩鲁奇（Peruzzi）和美第奇（Medici），做得比圣殿骑士好很多。在前面，我们提到基于中世纪兴起的长途贸易，得益于优秀地理位置的威尼斯人不单单创造出了*colleganza*，即有限合伙制（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还诞生了制度创新的法律与选举体制。而这样利润丰厚的长途贸易抚育了一批极度富裕的威尼斯商人，而对于家境显赫的他们，通过创造议会来控制着威尼斯共和国的整体政治运作，同时基于创新的法律体系创造出了一大批金融衍生品市场。

威尼斯商人的海上贸易路线：商船一般会等冬季暴风结束后，离开威尼斯。如果一切顺利，商船会在4月底抵达君士坦丁堡，且停留数周的时间为收集商品，然后在7月回到威尼斯，将带回的货物出售给前往中欧和西欧集市的商人。

威尼斯共和国下的金融创新

很多人都会好奇“汇票”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中世纪的汇票体系是当时最为广泛的商品贸易融资工具，其运作体系也简单，通过银行中介便可以完成汇票交易。在13世纪之前，威尼斯商人控制着连接欧洲与地中海东边沿岸（Levant）的海上贸易线路，通过银行中介来链接汇票交易：A国出口商（Export/Drawer）出售一张含有个人签名的汇票给A国银行(Bank/Remitter)，同时银行提供一笔现金进行交易。到账后，A国出口商便开始向银行所提供的信息来运送货物，同时A国银行指派其B国分行的指定人（Correspondent/Payee）在B国进口商（Importer/Payer）的账户上记一笔具有期限的欠条，而在期限成熟时向进口商索取一笔费用，来实现收支平衡。

中世纪汇票运作体系

此时，基于信用的交易形式让商人们不必再携带大量的铸币进行国际贸易，因为沿途携带的铸币也有着失窃，兑换费用高的劣势。新型交易形式也得益于复式记账法的发明，带动了信用货币数量，扩大了中世纪的私人信贷规模，让银行成为了货币创造的中介，标志着早期银行业的兴起。而复式记账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在意大利得到了发展，给后来这里繁荣的金融业奠定最早的基础。那时，复式记账法已经诞生了一两百年，之所以称之为复式记账法是因为每笔交易都计⼊两个不同的账户，⼀边为负债（Asset），一边为资产（Liability），而这形成了“我的资产便是你的负债”的对等关系，同时每个人的资产与负债之和就是账户的余额；因此，复式记账法不仅仅易于记账与查账，还凭空地用笔和纸就带来了信用的传递，实在是太神奇了！其魔术般的形式后来成为了整个现代央行体系的记账形式：

“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不平等和罪恶孕育并催生了银行业。银行家拥有土地；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但给他们创造了信用的权力，那么只要大笔一挥，他们就能创造出足够的钱重新买回土地……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支付奴役你自己的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存款吧。“

英格兰银行主管乔赛亚·查尔斯·斯坦普

货币创生的过程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惊喜。这“无中生钱”便是最朴素的信用货币的产生过程，由欠条编织的信用网络所组成。

威尼斯银行（Bank of Venice）：在后来的“欧洲”边界概念下所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银行。

1202年，中世纪所发生的金融创新来自于著名的意⼤利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所编写的《计算之书》（Liber Abaci）给金融家们提供了一套基础的数学工具去计算未来现金流的现价，商品相对价格，利息收入以及收益分成。在当时，欧洲仍然沿用着罗马体系的数字运算系统，并不存在负数，而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系统和印度发明的负数概念带到了欧洲且发扬光大，在日后银行家的流动性管理问题上，应用上了与现代相似的现值分析。

在具备了这些理论基础之后，威尼斯人将这些经验编写成册子放在了商业学院，而商业学院则培养着更多人来经营银行和贸易，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限合伙制度，以及建立了识别偿付能力差的公司破产法，振兴了地中海沿岸一带城邦共和国的贸易网络。

下一部，我们将继续参照以大卫·格雷伯为主的历史研究，将把目光集中放在近代资本主义帝国时期，探究由公共债务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撬起的大航海时代，及其所构建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殖民贸易网络，实现内在资本再生与外部蔓延的全过程。

Reference

Graeber, D., 2014. Debt.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Orrell, D. and Chlupatý, R., 2016. The Evolution Of Mo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95–125.

Naismith, R., 2019. Money And Coinage In The Middle Ages. Brill, pp.21–37.

Hazard, H., Zacour, N. and Setton, K., 1989.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ume VI: The Impact Of The Crusades On Europe. Madison, Wi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16–132.

Puga, Diego, and Daniel Trefl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edieval Venice’s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N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0 Aug.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