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历史的演变(一):原始信用债务与金属货币制下的帝国扩张| 观点

人类学告诉我们,货币的历史就是债务的历史,因为货币仅作为债务的记账单位而已。在原始社会中,债务的诞生根植于人类社会网络的兴起,是最早的人类信用互动的产物。债务不但驱动着当时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还决定了人类部落里由宗教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部落内的市场交易和劳作关系,形成最早人类经济活动的信用载体。

本文是货币历史演变的第一篇,阐述了货币在早期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职能。

早期人类社会网络:以物易物

货币起源论的争论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在争论最早期的人类信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常常存在一种谬论: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与市场的出现,远远早于政治机构的出现,所以在出现“国家”概念之前,劳动力的定价也明显晚于商品的定价。然而,因为趋利避害的人性,人类最终创造了货币来用于讨价还价和降低交易成本,以实现最大利润空间。该荒谬的货币诞生起源论出自于一位历史上著名的英国经济教授,亚当斯密(Adam Smith),但得益于他在经济学上贡献,该理论后来在学术界中广为流传,久久没人质疑其背后的考古学依据。

也正因为亚当斯密成为了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以其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者都认为:在历史上,货币(Money)的诞生早于信用(Credit)的诞生。但是,大卫否认了亚当斯密的想法: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小型人类社区,使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而没有实际诞生“货币”,它仅记账计量而不交易流通。在这样小型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易依附于村民与村民之间由熟悉所建立起的信用(Credit)与村庄集体性的道德制约(Obligation),而这些权利义务的关系更是无法脱离早期由宗教与政治结构的语境来讨论。因此,大卫·格雷伯反驳道:在许多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每个人都存在着对他人的债务,并且明确地记住债务对象和抽象意义上的债务高低。即使在一些早期人类族群中存在着“货币”,但是却并没有发挥到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而更多发挥到“货币”作为记账单位的功能。该记账的功能,也体现在早期人类文明并不是使用货币来纳税与交易,而是使用于计量粮食、租金等资源。

格雷伯所提出的货币诞生次序:债务-货币-以物易物

考古研究表明,在人类发明金属铸币之前,许多文明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货币制度,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中国商朝、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记载的最为详细:在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以建设大型的神殿和寺庙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承载着数以上千的教士,技术工人以及官僚人员。在那时,苏美尔文明已经发展出一套基于银舍客勒(the Silver Shekels)的统一信贷系统。该套记账系统是起源于服务官僚体系,用于日常追逐部门间的资源分配与流动。所以,圣殿中的技术官僚使用银舍客勒的计算单位来记录租金、贷款以及罚款等各种各样的信用债务,而非将这些债务编写成欠条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与交易,来实现信用转移和价值储存。

苏美尔文明的银舍客勒:货币仅作为记账单位而非交易单位

而在日常市场中的交易里,大多数仍然是以信贷的模式进行记账来完成交易,例如使用未来的信用(两个月后的麦子收成)来交易现有的货物(商人编好的现货草鞋)。由此可见,相比于货币的价值存储和交易功能,货币的记账功能最先被人类广泛应用,而发明金属作为交易货币,来得比大家想象得要晚的多。

同时货币诞生的过程也并非那些经济学家用经济逻辑所臆测的那样:在以物易物的社会中存在双重需求问题,从而人类发明了货币(等价物的出现),最终形成了的商品交易体系(背后看不见的手)。然而,只有最后当政治机构诞生后(垄断铸币权),虚拟货币体系(债务/信用货币)才得以广泛流传的。

相反,大卫·格雷伯认为,在出现主权铸币之前,用于价值储存和交易功能的货币在早期文明中的使用占比是相当小的,相反的,债务型的货币才是早期人类交易与互动的基本单位。债务型货币带来了人类最早期的信用体系,同时债务本身的传递根本不需要实体的“货币”,它建立在人类族群天生具备的道德基础之上。

最早期的社会信用:原始债务

以米切尔-英尼斯为首的信用货币理论支持者,认为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记账工具,那它记的又是什么账目呢?那就是债务,而债务亦是一个欠条(IOU: I owe you)或者承诺,承诺去支付或者兑现背后的“真实价值“(例如黄金,白银,或商品)。比如,我使用货物与你交换了一张包含你认证的可兑现的银行欠条,而这样以欠条为主的信用体系的运作,背后依靠的是信用抵押,且该信用抵押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该信用抵押可以是来自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制约,可以来自宗教传统中的族群荣誉与革除神职,更可以来自于纯粹暴力施压下的统治与奴役,而非我们臆想中有价值的实体抵押物。所以,这也是最早货币体系的真实样貌,基于无实体抵押物的欠条所构建的原始债务系统。

“货币的真正起源,应在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寻找。”

大卫·格雷伯

苏美尔楔形文字账本:该黏土版出自于伊拉克舒鲁帕克,约公元前2500年,记载着银金属的储备量

货币的历史规律:票证主义 vs 金属主义

其中,信用与国家货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票证主义(Chartalism),被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克纳普所推动:在一个依附于某种政治统治的法律体系中,债务人通过在欠条中加入自己的签名,以保证债务的合法性,同时由仲裁机构来强制执行债务人偿还债务的义务。由此,票证主义者们议论货币的根本价值来源于主权体系的强权统治。

相反,票证主义对立的核心思想是金属主义(Metallism),是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的理论支持者,而他们则认为货币的根本价值是诞生于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由此,金属主义者议论道,那些依靠主权信用背书的法定票据是不具备内在价值的,只有加入金属(黄金、白银以及青铜)后的货币才具备价值。因为人们始终相信是货币内在的金属才是真正带来了商品交易的价值来源,而非背面上的主权象征。

票证主义学者克纳普相信,在一套货币体系中,流通的物理货币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国家允许人们使用该货币进行纳税,其构成的成分则无意义。于是,我们发现现代货币体系原理与其极为相似,而这并非巧合,因为第一个现代化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也由此而生。可这能否说明金属主义在历史发展上就输给了票证主义吗?事实并非如此。

皇室许可证:英格兰银行的诞生始于英国君王颁布皇室特权给私人银行来发行银行票据以交易来获得一笔战争贷款

其实,货币的最早发明从根本上与那些传统经济学者说的东西所相斥:出于克服以物易物所带来的不便;事实上,货币在最初仅具有债务属性,是一种传递信用所带来的计量单位;而追溯到货币真正流传起来时期,此时的货币兼具了兑换商品的价值。所以,权威货币考古学家基思·哈特(Keith Hart)表示,货币即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一种债务。例如,当我写下对你的归还三双草鞋的欠条时,你可以拿着欠条作为等价物与其他商人交易一块羊皮,只要该商人认可我偿还三双草鞋的信用。因此,货币在诞生那一刻里,其真实的功能和属性,很大程度取决于该不同的人类文明对于货币的定义与使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定义下的货币仅仅是债务属性,却未被流通后具备商品属性;而早期中国文明的货币也如此,属于多种信用工具,比如结绳记事。)

事实表明,既然古老的文明均为信用体系,那我们是何时才有了真正烙上主权象征的货币呢?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公元前600–500年之间,中国的华北平原、印度东北恒河河谷以及爱琴海沿岸区域都同时出现了铸币。而那考古学家又该如何解释铸币技术的出现呢?事实上,货币由朴素的记账工具变成了由商品定价的交易载体后,主权部门通过经济激励垄断市场流通的货币发行,即垄断铸币权。主权部门是何时实行纳税系统?回顾许多古代君王的思考,我们便很快发现,帝国实现统一货币制的实质原因就是纳税,而纳税则离不开政治机构在历史上的暴力统治与军事扩张。所以,格雷伯认为铸币的起源很大程度就是暴力统治的结果。

轴心时代下的货币统一与帝国扩张

在前面,我们问道:金属主义真的输给了票证主义吗?尽管我们发现早期诸多人类社会确实是以信用货币,即债务/欠条,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但随后黄金与白银成为了主流商品货币 — — 也就是说,至少大部分交易是通过交换由贵金属构成的硬通货来完成的。货币历史的车轮被扭转了。

而货币历史的发展规律被大卫·格雷伯,简洁明了地总结成一条这样的时间线:“历史周期始于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800年),此时虚拟信用货币居于主导地位…在轴心时代(Axial Age,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铸币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虚拟信用货币在中世纪(公元600年~1450年)回归…资本主义帝国时代(公元1450年~1971年),全球大规模地重新使用金银货币。直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才能算是真正结束。它的终结标志着又一个虚拟货币阶段的开始。”

因此,在轴心时代下,格雷伯认为战争的扩张与帝国的建立导致了金属铸币的诞生。事实上,货币的流动能够巩固帝国的主权。因为帝国权力的诞生,一部分原因在于货币允许帝国更好地支付军饷与培养军队,而军队的军饷,不再以分赃的形式来派发,而是中央化货币派发:一旦帝国统一吞噬战败国的资源后,帝国便将资源作为抵押物进行货币发行,具有着公平与高效的特性,大大提升了军队召集的效率和作战的斗志。

格雷伯指出的货币的历史两面性:左边由贸易驱动的信用货币体系,右边则是由军事力量所驱动的金属铸币

其中,最典型的历史例子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成功统治不单单体现在于他所带领的长达十年的亚历山大东征:协助希腊击败庞大的波斯帝国、入侵至印度,同时对占领地进行文化希腊化,而更体现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战争统治系统。对此,大卫·格雷伯认为,这强盛繁荣景象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财政机器得到良好的运作,不断地吸收贵金属,垄断铸币权,然后分配给军队以及归还给支撑战役的原始债主 — — 这与旨在鼓励君王通过向贵族借贷来支付对外侵略的成本,强迫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在日常交易中接受新的税收与货币制度。

而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将这种结果称为“军事-铸币合成体”,不过大卫认为称其为“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会更准确,因为在侵略过程中,战败后的俘虏会形成数量庞大的奴隶群体,被帝国派遣到矿山进行劳作,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贵金属。以此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和强化基于税制的暴力统治,维护军队的日常开支。而这一过程,他生动地描述如下:

亚历山大东征:入侵至北部印度

“亚历山大着手征服波斯帝国之际,借了许多钱用于支付和补给他的军队,然后铸造了他最早的硬币,用于支付他的债主。他还通过熔铸他一开始几场胜利中劫掠来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获取货币供应。不过,一支远征军需要他付钱,而且数目不菲:亚历山大的军队有大约12万人,每天的薪水就要半吨白银。出于这个理由,征服波斯也就意味着现有的波斯采矿系统和铸币厂需要围绕满足入侵军队的需要而重组;而且古代的矿山当然是靠奴隶运作的。反过来,矿山中的奴隶大多是战俘。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该城不幸的幸存者们最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矿山工作。”

由此可见,金属货币制度的诞生无疑提供给古代君王一个合理可行的暴力方案来大规模地对外侵略、统一货币制、掠夺稀缺的贵金属。与此同时,制定一套依附于纳税制度的军事统治。可是,我们曾否想过这些举债扩张的帝国统治手段是否可持续?假如一旦扩张停止了,帝王借来的债务又该如何归还与清算呢?

令人吃惊的是,具备着强大的军事扩张和执行严厉的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也在后期出现了债务危机。而危机背后的原因便是军事扩张与贵金属掠夺开始无法维持起其高额的日常财政开支,导致大量自由农民开始陷入破产,如战俘一般地沦为奴隶。面对腐败的贵族阶级的压迫,被剥夺了游行抗议自由的奴隶群体逐渐意识到反抗,最终导致政治暴力革命的爆发。

下一部,我们将继续参考大卫·格雷伯的货币演化时间线,来把历史目光集中放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期,思考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君王下的货币竞争、宗教战争以及一系列的金融概念创新,以至于为后来的大航海时代和早期资本市场铺下历史奠基。

Reference

Graeber, D., 2014. Debt. Brooklyn: Melville House, pp.75–115.

Ingham, G., 2013. The Nature Of Money. Hoboken: Wiley,pp.35–50

Keynes, J. and Innes, A., 1914. What is Money?. The Economic Journal, 24(95), pp.37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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